个人小档案
何镜堂，1938年4月出生于东莞，广东省人。
1965年8月于华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1967年调湖北省建筑设计院，1973年调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1983年回到华南工学院。
1992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1997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
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总建筑师，科技部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上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筑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主要代表作有：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深圳科学馆、天津博物馆、长春烈士陵园、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及摔跤馆、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浙江大学新校区、重庆大学新校区、江南大学蠡湖校区、广东药学院新校区、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等。
出版《中国当代建筑师——何镜堂》、《当代大学校园规划理论与设计实践》等专著六部。
个人荣誉
曾获全国优秀设计金奖2次，银奖3次，多项获省部级特、一等奖。当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国庆60周年“十佳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在建筑学会评选的建国六十年300个建筑设计大奖中，主持了13项建筑设计。
1994年被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获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建筑师是个晚熟的职业。”就像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那样，何镜堂的建筑人生，大器晚成、厚积薄发……他在45岁以前居然没有机会设计过一栋像样的建筑，而年过七旬，在绝大多数建筑师都早已退隐江湖，安享天伦之乐时，他却昂首步入自己创作的“黄金时代”。10月底，在北京远望楼宾馆的采访中，我被这位鹤发童颜、热情开朗的建筑师深深地感动，他刚刚领完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国庆60周年“十佳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的大奖，在中国建筑设计业，无论管理模式、还是设计创新，我们需要何镜堂式的人物。
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
1965年，何镜堂硕士毕业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近十年的大好青春荒废了。但他却感到庆幸，这十年令他有机会深入学习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而这些辩证的思维方法恰恰是建筑师最需要的。1973年，何镜堂被调到北京轻工部设计院从事工业建筑设计，那时夫人李绮霞早已在北京市设计院小有名气。和夫人相比，一心想从事民用建筑设计的他，事业上还是一片空白。他说：“我40多岁以后，和夫人共同参加了几次设计竞赛，如‘北京农村住宅竞赛’、‘400人次车站竞赛’‘全国农村住宅设计竞赛’……我们获得了好几个二、三等奖，我对建筑设计的信心增大了。我提出了‘归队’（回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的人生设想。”
何镜堂分析过许多成功建筑师的人生：他敬佩张镈、张开济等老一辈建筑大师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精彩人生，他也十分憧憬梁思成、吴良镛等建筑教育前辈在建筑理论研究中作出的卓越贡献。1983年，他决定选择自己的人生。他对夫人说：“如果一味地写文章，写不出一个好作品；如果只埋头画图，不能提高水平。广东刚刚改革开放，我想把设计与研究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夫人李绮霞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在北京的前途，跟随丈夫回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重新创业。
这是一条艰辛的人生道路。何镜堂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初就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要求：第一，每个重要设计要力争“精品”；第二，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写论文总结，给全国重要的学术期刊《建筑学报》投稿；第三，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参加优秀设计评奖。
在回到华工的第三天，托运的行李还未到，何镜堂就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参加深圳科学馆的投标，要求20天就赶出设计方案。他说：“我和太太全力以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还有当时学习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上了。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那是对我的极大鼓舞！”后来该项目1989年被评为建设部和广东省优秀设计二等奖，其论文《造型、功能、空间与格调》在《建筑学报》1988年第7期发表。这个项目的成功让许多人看到了何镜堂的设计实力，也标志着他在建筑创作事业上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
后来的十多年对何镜堂来说是艰辛的也是一帆风顺的，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全国优秀设计金奖2次，银奖3次，省、部级优秀设计一等奖更是不计其数……。90年代末，建筑设计开始招投标了。人们都羡慕地对他说：“你60多岁就获得这么多荣誉，功成名就了，不用再辛苦地靠招投标承接设计任务了。”何镜堂那时身兼华工建筑设计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两职，他坚持号召大家走“自主创新”和“敢于竞争”的道路，并率先和年轻人一起参与设计竞赛，不怕在竞赛中落榜。他总是微笑着谈论人生的成败：“对于投标竞赛，我的心态始终很平和，建筑设计没有100分，谁也不是设计竞赛中的常胜将军；对于华工这支年轻的团队，只有通过招投标，才能拿到好工程，同时也能让我的研究生们在大工程中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参与设计竞争！”
后来，大家尊敬地把何镜堂叫做“三员”——他是教练员（导师），又是裁判员（评审专家），还是运动员（投标设计人）。何镜堂说：“我们的团队投标是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从不找关系、走后门，而且愿意与外国设计师竞争，立足于把设计从方案到施工配合全部做完。除了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最近的两项工程：广州最高的西塔（432米高），方案是英国欧亚纳设计的，施工图全部由我们设计院完成；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工程是日本建筑师设计，我们院施工图配合，二期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图就全部由我们自己完成了。看到团队的成长，我十分欣慰。”
坚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设计团队”
众所周知，在国内大型国有设计院中，华工设计院是一支新世纪后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做为这支团队的核心人物（院长和总建筑师），何镜堂介绍说：“最初我带着学生们搞大学校园规划设计的实践教学，90年代末赶上了全国大学校园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团队’可以说是在规划设计大学校园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团队’投标的起点工程是1999年浙江大学校园规划。我们首先从‘人才’这个角度分析研究新型大学：20世纪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是‘听话型’，在‘适应性’与‘创新性’上显得不足；进入21世纪社会需要‘开拓’和‘创新’的人才，要求培养灵活思维和复合型的学生。那么，大学建筑的群体怎样布置、公共空间怎样联通、怎样用大学的环境育人、怎样设计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往空间、怎样让不同学科之间产生联系与互动？我带着学生们以此为题来组织建筑单体与交通、环境的关系，并一举在国际竞赛中夺冠。后来，我成了大学校园规划方面的专家，做的校园规划设计越来越多，不少业主单位慕名而来，现在全国有200多所新建成的校园都有华工设计的足迹。”
通过搞大学校园规划，把华工设计院推向了全国，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浙江大学、江南大学、广东药学院大学新校区、华南理工大学新校区、重庆大学等等。后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带来了各地文化建筑建设的高潮，何镜堂认为建筑设计是一通百通的，在文化建筑中，他又带领学生们深入研究建筑的精神功能，取得了多个投标的胜利，让“华工”的名字成为全国设计的名牌。随后，他们在体育建筑、博览建筑、高层建筑等多个领域为国家设计了大批重要的工程，最近又赢得了大型火车站成都火车北站的设计中标不但丰富了经验、锻炼了队伍，更让华工成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的摇篮。
“输了不怕！建筑设计没有常胜将军，只要往前看，提高自己的水平就会最终取得胜利。”在各种大型投标中何镜堂常常这样鼓励他的学生。他强调做建筑设计首先要“做人”、必须形成团队才能搞好设计、建筑师养成合作共事的习惯是事业有成的基础，并鼓励培养学生较好的创作思维方法。在我问及怎样提高中标率的“秘诀”时，他坦诚地说：“我们搞工程设计十分认真，每一个工程都有一个明确的创新定位，所有的项目力争从头至尾、各个专业全面承担，目的是锻炼队伍。我十分乐意参与竞标，尤其是大型国际竞赛，在严酷的竞赛中更能培养团队观念。我们尽力去做设计，并不十分在意最后是否中标。华工投标团队主力由两部分人员组成：有创作激情的研究生加上有创意和组织能力的博士。华工设计院有能力在设计实践中培养研究生，我们院有300多人的编制，其中在读研究生216人，21个导师，3个是博导。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他们都乐意留在院里；不少外地报考华工的学生，他们到我这里求学并不是为经济的原因，而是为了一展报国志。我十分欣赏我的这些勤奋的学生们。”
何镜堂教学方法灵活而新颖，善于培养学生的设计“实战性”，强调“收放结合”。他说“第一阶段方案要‘放’。拿到一个项目，我总是先引导大家讨论建筑的‘定位’，围绕‘定位’收集有关建筑特色的资料，让学生天马行空地畅想，拿出有特色的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为每个学生指出他们方案的优缺点，并将方案归类。第二阶段方案要慢慢地‘收’了，我将每类方案统一归类，这样方案类型相同的学生就编成了一组，他们也十分愿意为了最后拿出好作品通宵达旦地加班合作。最后，我定下最好的方案交给业主，后面怎样深化方案、怎样图面表达、怎样展示成果学生都能很好地完成，而我也一直主持涉及到始终。”
学生们很敬佩何镜堂的创新思维和方案综合能力，愿意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设计交给导师品评。有人说，何镜堂的教学办公室就像医院里的“专家门诊”，常常看到很多学生排队等候何老师给自己的设计“看病”。好几次，何镜堂出差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学生们专程坐飞机找他研究方案呢！
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产生
2007年4月25日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对全球华人招标建筑设计。那天的会议何镜堂参加了，他想，面对时下外国设计师在大型工程建筑设计上的极大优势，中国馆如果设计不好，会让更多国内建筑师失去人民的信任。他感到了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当晚他回到华工就组建了自己的投标团队。
何镜堂仔细分析了这个建筑的“定位”：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加上中国馆的主题是“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那么中国馆就必须有中国因素，此外还要表现上海世博会使城市面向世界的精神。接着，何镜堂给中国馆精确地作出了八个字的定位：“中国特色，时代精神”。他说：“我们从思想领域里研究，中国古代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厚德载物’、‘师法自然’都是‘和谐观’，它们是五千年文化的精髓，很难用具像的建筑形式体现。我们把可以让人联想起‘中国’的具像事物归纳为三类：第一，古老的中国文化符号，如汉字、红色、京剧、剪纸、山水画等等；第二，中国历史文物，如青铜器、斗冠、鼎器、酒器的造型；第三，中国城市、建筑、园林的形式布局，如棋盘式布局、方城、围城、座北朝南的结构、木构架体系、斗拱的特色、园林的意境等等。后来第一轮方案我们就拿出了现在中国馆的雏形方案——那时我们叫它‘中国器’。它在形式上呼应‘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又由现代材料、技术、以立体构成方式整合而成，现在人们称它‘东方之冠’。有人说它像‘斗拱’、 有人说它像‘粮仓’、 有人说它像‘官帽’，但所有人都认为它就是中国的。”
中国馆的大红色也是最初定下来的。何镜堂介绍说：“红色我们做设计时一般不敢用。但这个建筑有特别的意义，它外表的中国红是华人社会共同的认可。我当时压力很大，第一轮投标从344个方案中评选出8个方案，华工当时投了3个方案：一个是以‘中国器’为立意，一个是以‘园林’为立意，最后一个是以‘如意符号’为立意。而这一轮投标‘中国器’获得了第一名，同济大学的‘园林’方案获得第二名，清华大学的‘如意’方案获得第三名，与我们的立意不谋而合。接着，在第二轮方案竞赛中，我们的方案与清华大学的方案并列最高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方案其次。”
最终的方案由哪个设计团队来做？清华大学的方案在地方馆立面上用篆字表达的立意很好，但国家馆的设计显得平淡；华工的国家馆设计特色鲜明、在环境中十分耀眼，主管领导建议两家联合设计，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亲自给何镜堂打电话希望合作，这个建筑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希望联合团队请何镜堂来领队。就这样，何镜堂勇敢地挑起了这份沉甸甸的担子，他带领联合团队的设计师在上海展开了现场设计，并承担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华工设计院承担了国家馆的设计，在地方馆的设计中，建筑由清华大学和上海院合作，结构由华工设计院负责，全馆的设备电气专业方案共同确定后，设备施工图由上海院负责。实践证明联合设计团队很出色，取得了完满的成功。
2007年底，伴随着设计方案的征集、选拔优化、和来自各界不曾间断的各种评议声，备受瞩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终于开工建设。现在随着世博会的临近，中国馆神秘的面纱一层层地揭开了。大家热议和憧憬着它的样子，许多热爱中国馆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对它捐资共建（香港李嘉诚先生为它捐款1亿元）；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讲：“我到上海之后呢，就看到了中国馆，在网站上看到了中国馆的设计照片，我第一印象很难看嘛，第一印象。我后来见到宋春华（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同志，他说老俞啊，他说当时国家大剧院出来的时候，你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现在我也赞成了，越看越爱看，他说你呢，也会越看越爱看，我确实现在也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好看。”
我想，100多年前当巴黎艾菲尔铁塔在世博会上首次亮相时曾经饱受非议，但后来人们把这座建筑视为巴黎城市的骄傲；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个未来上海浦江沿岸的标志性建筑，一定会大放异彩，让中国设计名扬世界！
“两观三性”的设计理念
何镜堂认为对建筑设计不能搞“奇、特、怪”，要维护建筑的本体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吸引人的眼球，也要和它的功能相结合。为此，何镜堂提出了“两观三性”的设计理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何镜堂在《建筑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首次提出了建筑设计要讲求“三性”，即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他说：“中国的建筑设计如果一味抄袭外国，是没有‘根’的。建筑的特点是怎么来的？首先与地域有关，微观上地理气候和地形相联系，宏观上和文化一脉相承。我们的设计团队有五六十人，每个项目组有五六个人，经常是十个、八个项目一起做。拿到设计任务书，大家总是先分析定位。在建筑设计中很多项目有共性，比如设计电影院，听的清、看得清是共性；要搞特色，就要分析当地气候、环境特点和人文特色也就是分析特殊性，每个项目设计之前，我都要求建筑师先这样‘定位’。一个优秀的设计，常常是精神内涵上所起的作用大于具体的功能，比如悉尼歌剧院，它的设计达到了文化性的层面，这是建筑设计的最高层次。另外，也许是受岭南文化的影响，我觉得是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生命力，比如建筑要反映时代的哲学、审美、材料等等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无论如何，优秀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应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在1999年完成浙江大学校园规划设计后，何镜堂看到了校园建筑的群体功能，它应是整体的，同时还要解决若干年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建筑应历久弥新。20世纪90年代末，何镜堂把他的设计理念继续完整、深化为“两观三性”：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1999年，何镜堂被评为工程院院士，加快了他在建筑设计领域的脚步。在“两观三性”的思想指导下，他始终坚持维护建筑的本体和统一性。他的绝大多数设计是在当选院士之后承接的，在2009年中国建筑学会评选的获得建国60年中国建筑创作大奖的300座建筑里，有13座建筑是由何镜堂主持设计的，其中11座是在21世纪完成的新作品，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获奖最多的建筑师。
结语：不拘泥于“岭南派”，走向全国，进军世界
谈到岭南学派，何镜堂说：“岭南建筑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批留学美国、德国、日本的中国建筑师，把现代主义思潮与岭南文化务实的思想结合起来，创作出一批和广东环境、园林结合的优秀建筑。进入21世纪，岭南建筑成为建筑圈里讲求时代感的一支先锋，岭南建筑‘务实、交融、求新’的思想是推动我们设计灵活求变的根本。”
“建国初期，现代岭南建筑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恩师夏昌世先生设计了著名的广东中山医学院，提出了设计广东建筑要注意遮阳、隔热、通风、防潮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莫伯治先生和我设计了南越王墓博物馆和岭南画派纪念馆，已经开始强调建筑的‘时代性’，岭南建筑从不守旧；几年前，我们设计的华工人文馆，仅仅几千平米的小建筑，却把岭南环境、文化表现得很充分——它不仅通透灵秀、人文气息浓厚，而且使用了现代遮阳、通风的手段，获得了全国优秀设计金奖。我认为，新时代岭南学派不应拘泥于珠江一带的文化特点，而是要在创作中结合不同地域文化和环境，以“两观三性”为指导，形成不同特色——在广东要‘岭南’，在上海要‘海派’，在北京要‘京派’……用灵活的手法、务实的精神、创新的思维，走向全国，进军世界！”
 主要作品简介
1．华南理工大学人文馆
项目地点：广东广州
设计时间：2000年
竣工时间：2002年
合作者：倪阳、郭昊栩、林毅、孟庆林等
规模：6400m2
设计坚持“少、空、透、低”的原则，力求创造空灵通透、步移景异、典雅端庄、节能高效的岭南新建筑，并通过人的穿行和使用达到人、自然、建筑的共生，共筑诗意空间和场所。
设计融合于校园的整体环境，以充满时代感的形体组织和造型语汇塑造了丰富的校园交往空间，充分表达了校园文化特色。光在水面上、树丛中、建筑空间中穿透和流动，隐约的景致相互交织，场景伴随着“穿行”而切换，多样的空间形式生成多样的行为模式，建立起不同区域人、自然、建筑的视觉对话关系，开放空间和开放的交通体系多元化的人文交流，实现了教育与生活区域的转换。设计充分结合岭南及地区气候特点，在兼顾整体造型的同时以遮阳棚架等技术手段巧妙的解决隔热和通风等问题。



2．长春烈士陵园
项目地点：吉林长春
设计时间：2007年
竣工时间：2008年
合作者：刘宇波、盘育丹、夏大为、陈浩楠、邓巧明、舒鑫、刘明欣、张红伟、田源等
规模：8747m2
陵园以纪念性建筑之形，立缅怀革命英烈之意为设计目标。整个陵园以大地景观造势，以大气朴实的手法造型，以高耸入云的纪念碑聚气，在奠定了陵园悲壮的气势同时，表现了一种理性和刚毅的气质。
在整体规划上，纪念馆立意为烈士陵园主雕塑的背景墙，形体方整稳重、象征盛装长春革命史的容器，建筑外立面由大小不同的方块叠加而成，寓意英雄辈出前仆后继。这一极具雕塑感的外墙，承载革命岁月和浩然正气，为长春革命历史之墙。
建筑形体简洁硬朗，碑体石材从上而下又粗犷到光滑，视觉效果强烈。整个碑的基座和碑身浑然一体，犹如春笋般从大地之中生长出来，逐渐消失与苍穹之中，象征长春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
项目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设计时间：2003年
竣工时间：2007年
合作者：倪阳、刘宇波、何小欣、林毅、姜帆、吴中平、麦子睿、包莹等
规模：20，000m2
设计把握“战争——杀戮——和平”的主题，尊重原有建筑，突出场所和意境的创造，以墙、伤痕、死亡之庭、祭奠庭院、烛之路等为建筑元素，结合现代手法以及材料、技术，表现特定的场所精神，从东到西顺次营造出“折断的军刀”“死亡之庭”“和平之声”三个意境空间，形成序曲——铺垫——高潮——尾声的完整空间序列，建筑空间从东侧的封闭、与世隔绝过渡到西侧的开敞，与城市、自然融为一体。
设计采用无生命特质的级配碎石来反映“生与死”的场所精神；增设大型雕塑“冤魂的呐喊”与原有的警钟和十字架结合，点明场所主题；新馆内部空间结合形体运用倾斜的墙体和缓坡地面，组合成错乱、冲突的非常态空间，表达场所意境；空间序列位于悼念广场后的冥思庭，人的活动、特殊光影传达了悼念的哀思。
 
4．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项目地点：上海市
设计时间：2007年
竣工时间：2009年
主要合作者：张利、倪阳、袁建平
规模：72480m2
中国馆的创作构思凝聚力全球华人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创作理念。
在总体布局上，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庄严华美，形成凝聚中国元素、象征中国精神的主体造型——“东方之冠”。地区馆水平展开、汇聚人流，以基座平台的舒展形态衬托国家馆，展现出属于城市、面向世界的中国大舞台的形象。
在场地设计上，整合南北城市绿地，形成坐南朝北、中轴统领、大气恢弘的整体格局，体现了传统中国建筑与城市布局的经验与智慧。
在技术设计上，层层出挑的主体造型，显示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力度美与结构美，对生态节能技术的综合运用显示出我们对环境与能源等当今重大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馆将站在中国文化、东方哲学的立场上，对21世纪的城市与人居文明作出自己的诠释与展望。

 
5.天津博物馆
项目地点：天津市
设计时间：2009年
合作者：郭卫宏、吴中平、郑少鹏、何正强、黄瑜、陈晓虹、王明洁、张莉兰、陆歆等
规模：52，000 m2
设计以“世纪之窗”为空间主题，再现天津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这是回顾天津设卫建城600年的文明之窗；是再现中华百年看天津的历史之窗，是展望天津美好前景的未来之窗。
“世纪之窗”是贯穿博物馆，联系各个展厅的宽敞、宏大的公共大厅；博物馆北向主入口以6层逐渐放大的叠涩象征天津设卫建城600年悠久历史；公共大厅纵向逐级上升，层层叠叠，仿若时光隧道，依次连接古代、近代、现代展厅，带来公众游历天津的文明和历史发展；大厅在南端横向展开成110米宽宏大的全景大厅，充分展现天津文化中心和城市景色，于是这天津的美好未来。